隨縁居

[星島日報]黃河邊：走近尊者與了解真相
 
我有幸參加了兩天前達賴喇嘛在華盛頓與一百位漢族朋友關於“民主 中國與未來西藏”的對話會，這項活動是由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舉 辦的，這是達賴喇嘛正式卸任後第一次和漢人見面。達賴喇嘛特別強 調，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是了解真相。對於這一點我感觸很深。

自二○○九年加拿大首屆漢藏對話會在溫哥華舉辦以來，我每年都有 機會見到達賴喇嘛，去年去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薩拉，從中 感悟到了達賴喇嘛慈悲濟世和中道務實精神的力量。我覺得如達賴喇 嘛所言西藏問題最關鍵的就是我們要有直面真相和探索真相的勇氣。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是讀著半夜雞叫的故事、聽著收租院裡劉文彩水牢 裡的水聲長大的。 近距離地走近達賴喇嘛，才完成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海外華人對西藏 問題真實性的啟蒙。我才知道大藏區的概念原來還是中央政府提出來 的，農奴制人皮鼓等說法與事實有出入。藏青會鼓吹獨立不假，但說 它是恐怖組織，完全是無稽之談。甚至雪山獅子旗和藏獨根本風馬牛不及，因為那本是清政府給西藏政府制定的一面軍旗，從清代到民國，中央政府都是認可這面旗子的。如果你一口咬定雪山獅子旗就代 表西藏獨立，那豈不等於承認在清代在民國時期西藏是獨立的嗎？

我不是一個西藏歷史的研究者，但我始終堅信，一個和最惡劣氣候和 諧相處的民族一定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人為了理想不惜放棄高官厚祿選擇流亡一定有著非凡的品格。五十年多前，達賴喇嘛撂下的挑子可是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他炒掉的老闆是和尚打傘的老毛，不然五十多年副委員長干下來，就是一直不提拔，也是響噹噹的離休國家領導人啊。為了理想的實現和民眾的自由不惜犧牲自己，這就是一種最高境界的大公無私。不管出發點對不對，僅就這一點勇氣，達賴喇嘛就是今天政治局以上級別中共幹部們學習的好榜樣。

從一九五一年西藏和中央政府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之後的半個多世紀，我們漢人對藏區人民是有愧的，文革中西藏近四千座祠廟剩下不到八百座，數万藏人在不同的運動和衝突中失去了生命。其實，西藏人民要求我們的並不多，不就要我們做一個沒有偏見的漢人，不拿起屠刀的漢人、不血口噴人的漢人、不閹割歷史的漢人嗎？但是我們卻總是沒有做到。我們在西藏都乾了什麼？和藏人接觸的時候我的內心充滿了愧疚。

或許藏民族留在漢民族的大家庭裡也是件好事，至少可以反襯出我們的凶險、自大、和蠻橫。我們和藏民族生活在一起，其實是我們的榮耀。在這個不斷製造悲劇的集體家庭中，至少還有像藏族這樣隱忍包容豁達且純真無暇的兄弟。我們難道不懂得知足和珍惜嗎？

達賴喇嘛已經一千次的告訴世界他不希望西藏獨立，但中央政府一千零一次地指責他依舊是披著羊皮的狼。而他繼續選擇微笑和悲憫。達賴喇嘛是位強者，但我知道，強者不是沒有眼淚，只是可以含著眼向前奔跑。

（原載7月19日溫哥華《星島日報》第11版“星島論衡'）

【縱覽中國】李江琳：漢藏對話，水到渠成

“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研討會感想

 

二○一一年七月九、十日兩日，我應邀參加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辦，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的“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與達賴喇嘛尊者對話”研討會。達賴喇嘛尊者蒞臨會議發表演說，新當選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博士在會上發表了講話，闡述他對藏中談判的立場，以及對漢藏民間對話的支持。達賴喇嘛與中方談判特使洛第嘉日先生和流亡美國的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也在會上講話。

這次會議除了為尊者、洛桑森格博士和洛第嘉日先生準備的“特別環節”外，共有“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建設”、“漢藏關係近年的發 展”、“達賴喇嘛退出政壇的宗教、政治與歷史意涵”、“作家看西 藏：流亡歷程——西藏精神的全球浮現”、“學者評西藏：民主發展——西藏、中國與世界”、以及“中道、自治、悲憫、民主”等六場專題討論會。與會者涵蓋面很廣，絕大多數是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包括政論家、作家、媒體人員、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等，大家的共同點是：關注中國，也關注西藏。會議發言相當精彩，互動也很熱 烈。

這幾年，海外漢藏交流進展相當好，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關心西藏問題的人越來越多，舉辦了許多場類似會議，達賴喇嘛尊者多次蒞臨會議發表演說，闡述立場，回答問題。除了舉辦漢藏對話、漢藏論壇一類的會議，每年還有海外漢人民間知識分子去印度達蘭薩拉實地考察，直接了解流亡政府的立場，並與各個時期流亡印度的藏人對話，從“藏人視角”來了解西藏問題，加深對西藏問題的理解。

二○一○年十一月在印度舉辦的第六屆國際支持西藏大會上，首次有華人代表團參加，意味著在國際支持西藏運動中，從此華人不再缺席。 漢藏對話的發展，證實了達賴喇嘛尊者的遠見。幾年前，我採訪一位八十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訴我說，他到達蘭薩拉後，第一次拜見達賴喇嘛，那時他還是未滿二十歲的青年。尊者聽說他會說漢語，叮囑他“一定不要忘記漢話，以後會有用的”。他說那時他並沒有想到，尊者已經有了​​與漢人對話的想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現在的漢藏對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尊者對漢藏民間對話的想法由來已久，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才開始與海外華人接觸。在此之前，中國處於封閉狀態，移民海外的人很少。文革後出來了大批留學生，但大家忙於學業和謀生，對政治興趣不大。 “六四”之後，大批民運人士流亡海外，漢藏流亡人士開始接觸。茉莉、曹長青、胡平、薛偉等許多著名民運人士發表了大量文章，將“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社會帶入海外中文讀者的視野。這一階段中，不少民運人士訪問過達蘭薩拉，出版了《達蘭薩拉紀行》、

《中國知識份子談西藏》等書，西藏流亡政府也出版了一些中文資 料，但漢藏對話未形成系統，接觸面較狹窄，影響面也較有限。

 

二○○四年，我第一次參加“與達賴喇嘛尊者見面會”，是在紐約達賴喇嘛下榻的旅館小會議室，參加者僅十餘人。那年我與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處合作，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舉辦了一場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節”，是為我參與漢藏聯繫之始。那場文化節包括一個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會，現任台北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專程從達蘭薩拉來參加，但是，雖然“文化節”是在紐約華人社區中心之一的法拉盛，參加討論會的絕大多數是美國人，華人屈指可數。那時流亡藏人民主試驗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可是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並未給予足夠的關注。那個時期的漢藏交流主要限於西藏流亡政府與海外民運人士。此為漢藏民間溝通的第一階段。

 

二○○八年在拉薩發生的“三一四事件”，以及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的一系列事件，通過電視轉播，猛然將“西藏問題”帶入中國的每個家庭。幾十年來，西藏問題在中國是高度禁忌，不可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是，“三一四事件”反而是中共官方首先打破了自己的禁忌，

使得許多人初次知道，原來中國除了其他問題之外，還有一個相當嚴重、早已引起國際關注、並得到廣泛支持的“西藏問題”。雖然官方極力顯示由奧運聖火傳遞、“王千源事件”引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但即使在狂熱之中，海內外也有不少人在冷靜思考，並在博客、論壇上發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從各個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當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退潮後，更多的人開始冷靜思考，並開始尋找另一種聲音。同時，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狂熱也給漢藏兩邊的有識之士帶來緊迫感，關心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人們認識到，在民主化過程中，民族問題不可忽略。這就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氛圍，使得更為廣泛的漢藏民間接觸水到渠成。這個“副作用”大概是中共宣傳部門始料未及的。

“三一四”事件也使得西藏流亡政府更加重視漢藏交流。流亡政府的駐外機構及時配備了懂漢語的工作人員，擔任華人事務負責人，從事漢藏民間聯絡工作。由此形成一套體系，使得漢藏交流更為廣泛，也更加便利。在北美，華人事務負責人貢噶扎西先生就任後不久，即開始協調組織較大範圍內的漢藏民間對話，對話很快從民運人士發展到留學生群體。

今年五月七日，達賴喇嘛在明尼蘇達州與一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對話，學生們踴躍提問，氣氛十分熱烈。二○○九年在日內瓦召開國際漢藏對話會議“尋找共同點”，有十二個國家的華人參加，並形成會議共識，是第一次大規模的漢藏對話活動，也標誌著“漢藏對話”進入第二個階段，即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與非民運的知識分子對話階段。與第一階段比較，目前的漢藏對話無論是參與者還是議題，都更為廣泛深入。

這次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是二○○九年五月以來，我參加的第五個漢藏對話會。比較前幾次會議，這次的會議有特殊意義。首先，這次會議是達賴喇嘛尊者正式退出政壇之後，第一次對華人知識分子講話。尊者講話時，新當選的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博士也在場，凡是有關流亡政府日常工作和政策的問題，尊者總是要提問者去問洛桑森格博士，這不僅顯示出他退出政壇的真實性，也表示他對這位新一代首席噶倫的支持。其次，洛桑森格博士尚未宣誓就職，就在這次會議上對華人說明了他對中間道路、中藏談判、漢藏交流等各方關心的問題作了說明，並告訴與會者他在漢藏交流方面的經驗和體會，顯示他對漢藏民間交流的重視​​。洛桑森格博士在漢藏交流方面有多年經驗，可以想見，在洛桑森格博士任職期間，漢藏民間交流應當會持續發展。

除此之外，這次會議還有一個顯著特點：這是一次深入的討論會。由於舉辦方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與會者中有相當多的各學科研究者，會議帶有明顯的學術性，其重點不在於宣示各自的立場，而在於討論問題、交流想法、開拓思路，爭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會議的發言者大多去過達蘭薩拉和其他流亡社區，對西藏問題有直接感受和更深的了解，發言不是空泛的議論，而是能夠討論一些具體問題，如西藏流亡社區民主化的過程與實際操作方式，達賴喇嘛自上而下推動民主化對中國民主化的啟迪，達賴喇嘛退出政壇的解讀，尊者的“中道”、“慈悲”等觀念對推動民主化的意義，“中間道路”的法理解讀等等。近年來我參加的同類會議中，一群華人知識分子在一起公開討論西藏民主化對中國民主化的啟迪，這是第一次。

 

這樣的討論對解決西藏問題是否有幫助？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參加會議的人有不少各學科的學者，他們的書和文章雖然在中國被禁，但在網絡時代，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信息交流。他們與國內知識界保持緊密聯繫，通過各種渠道互動，他們有關西藏問題的觀點自然也與國內知識界交流。這些年來，達賴喇嘛尊者在國際上的影響如日中天，受到各國領袖的禮遇，中國政府的反應始終是無效的高調抗議，這也使國內一些人反思西藏問題，出現呼喚“解決西藏問題新思維”的聲音。越來越多的國內佛教徒去達蘭薩拉拜見達賴喇嘛，越來越多的海內外知識份子關心西藏問題，從各個角度研究西藏問題，逐漸形成非官方的研究群體和支持群體，這對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無疑是有積極和正面意義的。 ——

《縱覽中國》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刊登日期：Wednesday,July20,2011

【動向雜誌】丁一夫：我看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

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對中國未來政治轉型，特別是漢藏關係的轉折，失去了化解危機的法寶；​​藏民族則必須專心一致地建設“主權在民”的民主制度。

·藏人民主制度的一次“斷奶”

二○一一年春天，全世界的流亡藏人有兩件大事：一是他們克服了分散於世界各地的困難，完成了首席部長的換屆改選；二是達賴喇嘛正式宣布政治退休，他將不再擁有政治權力，回歸一個老和尚的身份。

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是達賴喇嘛深思熟慮的決定，他思考和探討這個決定已經多年，多次公開談論這一可能性。流亡藏人社區經過幾十年的製度建設和民主操練，已經不難理解達賴喇嘛的思路，那就是要讓藏人的民主制度獨立起來，這是一次“斷奶”。對於藏人來說，這是對他們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的挑戰和鍛煉。如果他們能經受鍛煉而不出問題，藏人的獨立政治制度和實行現代民主政治的能力就通過了考試，以後就能長久地獨立生存下去。自由西藏的希望，就再也不會消失。這是藏人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重大轉變，流亡藏人社區很平靜地接受了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但是他們內心的緊張感，是不難想象的。

中國政府方面，則一如既往，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任何決定都作出負面的粗暴否定，只能讓外界再一次認定，中國政府現有的一黨專制體制一日不變，它就不會、不敢、也沒有能力在西藏問題上走出良性互動的一步。中國政府歷來有一種閉眼充硬自說自話的本事，現在竟會否定西藏問題的存在，說只有達賴喇嘛個人的問題，沒有西藏問題。這樣說來，現在達賴喇嘛政治退休​​了，那麼連達賴喇嘛問題也沒有了，一個老和尚云遊四方，怎麼還會是第一大國的政治問題呢？但是，全世界都在看著，西藏流亡社區及其民主制度存在一天，藏民族在外來異族統治之下失去自由的現實，就不會在全世界面前消失，西藏問題就永遠是全世界無法釋懷的一個道德問題。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智慧與貢獻作為一個關注西藏問題的漢人，我對達賴喇嘛的政治退休懷有一種複雜的心情。閱讀西藏近代史和流亡藏人的歷史，不難看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藏民族當代史上無可比喻的重要性。達賴喇嘛是在藏民族遭遇大變難的時候提前親政的，時年僅十六歲。當他親政的時候，藏民族的處境已經壞到無法收拾的地步，他卻還沒有絲毫政治經驗。他只有從小封閉的僧侶教育所積累的佛學知識以及佛教對現實世界的應因方式。他是在佛教的慈悲和智慧之上，一點一點學習和積累政治經驗的。佛教強調動機，強調慈悲寬容和合作，強調眾生平等，相信因果，相信無常。這些就是達賴喇嘛面對世事變化和自己民族的危局，能夠仗仰的智慧和策略。

從達賴喇嘛一生的政治決策中，可以看出這些佛教智慧的影響。事實上，從一九五一年決定從亞東返回拉薩等候解放軍到來，到後來的“中道”，一直到今天依然暢開和中國政府對話的大門，達賴喇嘛的政治決定都是防守、被動、合作形態的。回顧達賴喇嘛親政六十多年的歷史，達賴喇嘛沒有做過絲毫對不起中國的事情，從來沒有以中國人民為敵。我交談過的當年“四水六崗”反抗戰士也說，沒有達賴喇嘛就不會有西藏問題今天在國際上的地位，藏民族就沒有今天依然懷有的自由希望。今日藏民族依然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但是這已經是他們能夠得到的最好態勢，而這一切都是靠了達賴喇嘛才爭取到的。

達賴喇嘛繼承了人類史上獨特的政教結合的政治結構，卻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在他的堅定意志和親手領導下，藏人在政治制度建設和民主化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而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威望和在全世界的聲譽，是古今中外都無人可比肩的。只要有達賴喇嘛，藏人的心態就是和平的，藏人在政治上就不會四分五裂，未來就是吉祥的。

專心一志地實踐“主權在民”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在共產主義道路上走了半個世紀，其特有的專制制度也到了危機深重的地步，盤根錯節的官僚利益集團已經坐大​​，這使得將來的民主轉型潛伏著暴力衝突的不祥凶險。當全世界都拋棄了共產主義的時候，早已將共產主義信仰棄之如撇履的中國人，在製度上卻至今看不到出路。

但是，中國人在製度創新和建設上的低能弱智，是一黨專制體制不願放棄其既有利益和權力的結果。一旦這種一黨體制被打破，未來中國人很可能採納和創制先進的製度，包括漢藏關係的製度安排。而達賴喇嘛作為超越性的宗教領袖，本可以在未來的政治制度中起一種類似一些西方先進民主國家中國家元首的作用，就像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轉型中的地位那樣。以達賴喇嘛的獨特地位、高尚人品和威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理想的可能性。在未來中國政治轉型的危險時期，特別是漢藏關係的轉折時期，兼有政教兩方面至高地位的達賴喇嘛能夠起到穩定局面安撫人心的作用。但是，隨著達賴喇嘛宣布政治退休，這一可能性從此消失了。我不能不說，這是很可惜的。

 

不過，我相信，達賴喇嘛在對退休決定進行“長考”的幾年中，不可能不把這些因素仔細斟酌過。他的最終決定必定有更為深遠的考量。他的政治退休，把西藏僧俗民眾推到了製度建設的前列。從此以後，藏民族必須專心一致地建設“主權在民”的民主制度，政教結合的“君主立憲制”不再是一個選項。青藏高原和外部世界的比照，從此結束了一百年來以英國為鏡子的歷史，而下定決心以美國為榜樣了。

流亡藏人社區正走在這一方向上，第一步就是，他們一人一票選出的首席部長，從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變成了一位年輕的哈佛法學博士。

――原載《動向》雜誌2011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