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縁居


——兼论老邓的其他选择
芦笛

 

前两天还和朋友谈起这事,现在布朗运动网友又引发了讨论,那就再说说我的看法吧。

已经说过,认为六四镇压合理的人分两大派,一派是“法理派”,即认为学运是犯法的,任何主权政府都有权镇压。另一派则是“功利派”,认为镇压换来了稳定和后来的繁荣。大多数人都持后一类态度。有的人则兼而有之,认为镇压既是合法的,在功利上也是合理的。

 

这两种主张我都详尽批驳过。对法理派,我告诉他们学生和政府都犯了法,但学生是轻微的offence,政府则是犯了大罪:在戒严法制定出来之前几年便无据执法,宣布戒严;欺骗公众罪;屠杀平民罪;以及军事政变罪(非法软禁党总书记,罢免人大常委等等)。

对功利派,我告诉他们屠杀非但没有解决党内危机,反倒使得党彻底失去民心,内外交困,遭受国际社会一致声讨制裁,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当时若有外敌入侵,则我党立即垮台。危机是慢慢拖过去的。至于后来的经济繁荣则是90年代东南亚发生经济危机,港澳台资本家为了逃避危机,大量将工厂内迁引出的,与大屠杀什么关系都没有。把先发生的大屠杀当成后发生的经济繁荣的结果,乃是典型的国产姨爹思维。实际上,大屠杀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在各方面都是惨痛的。它吓得我党肝胆俱裂,使得朝野良性互动再无可能,政治改革中断,制造出了如今的庞大的权贵资产阶级以及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这都是说过几万次的车轱辘话,再说真成祥林嫂了。这次只想说过去没怎么细说的问题:邓小平为何大开杀戒?

法理派与功利派的共同假设,都是“若是不开枪,则政府就会被推翻”,而且都以西方政府为论证出发点,认为那是“人类社会常识”,却忘记了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他们的社会不是我们的社会,他们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他们的正义,呃,当然也不是我党的正义。在西方,如果闹出八九那么大的“风波”来,政府确实会垮台。可惜啊,那是他们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

 

已经反复说过了,民意在中国的作用即使不等于零,也是趋近于零。我党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并不需要人民去拥护它。民意只在党内分裂时会被党内野心家用作权力斗争借口。我党真要垮,也只会是因为大规模内讧所致,绝不会被人民推翻。而且,哪怕是党内分裂也不要紧,只要党魁牢牢捏住枪杆子,他的统治也不会被推翻,文革已经充分演示过这一点了。认为八九年政府会被人民推翻,犹如造反派领袖认为他们真是靠人民群众“夺了权”一般,都是自我恭维过份。其实都是我党拜民教的流毒。

既然政府不会被人民推翻,老邓还为何杀人?是毛式paranoid的过度病态反应,还是别有用心在焉?

 

已经说过了,老邓决定杀人,乃是杀鸡训猴,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那猴,就是党内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那鸡则是倒在长街上的百姓。死难者不过是老邓为了巩固党内团结付出的“必要开支”而已。他不是因为怕人民推翻他才开枪,而是借头示众,杀人立威,制造一个大血案慑服全党,告诉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跟自己干到底。这就是为水泊梁山发明、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扬光大的伟大的“投名状”战略。

 

八九年中国的确遇到了严峻危机,不过那危机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从一开始,改革就是不得民心、不得党心的,完全是老邓一人逆潮流而动,违反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意愿(除了少数开明知识分子之外)搞起来的。他靠实力把胡赵提上去,弄了个中顾委,把那伙被毛泽东腊制多年的榆木脑袋们统统弄进去架空了,让胡赵掌握了具体执行权,自己垂帘听政。胡赵虽然拉起了自己的体系,但一直是党内大佬的眼中钉。86年学运,大佬们以此为理由打下了胡耀邦,把李鹏、姚依林等人推上去。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地位一直不稳。我记得早在88年,消息灵通的香港《争鸣》杂志上就多次发表他地位不稳,可能会下台的消息。

 

89学运使得老赵的处境雪上加霜,进退两难。作为对意识形态负责的总书记,他很可能步胡耀邦后尘,被保守派大佬们指为“自由化”罪魁祸首;如果他主张强硬镇压学生,那未必会赢得大佬们的欢心,反倒让他丧失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背水一战,不但在5月3日发表的纪念五四的讲话中不提“反自由化”,而且还说学生的要求与党的一致。在5月4日召开的亚银会议上,他还公开与“四二六社论”唱反调,说学潮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以获取学生欢心。

 

这也倒罢了。最要命的是,他大概是听了姨爹高参的劝告,居然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公开出卖了邓小平,告诉中外记者他其实做不了主,掌舵的不是他而是邓小平。这消息立即传遍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注:赵在其访谈录里说那是在亚银会议上说的,这与我记忆不符。我牢牢记得国外广播这一消息是在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之时,中文维基百科也如是说)。

 

此乃老赵的致命失误。我当时听到这新闻,连连跌足骂姨爹,知道老赵就此完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不是人民给的,而是主子给的。”(为本人无耻篡改)。老赵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人民,而是他的主子邓小平。可他见不及此,却以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利用人民打代理战争,把人民的斗争矛头引到老邓头上去,借力打力,摆脱太上皇,当个真正的天子,潇洒治一回。

 

老赵大概看够了文革中的代理战争,居然会姨爹到去相信我党拜民教,以为可以用人民去当杀人刀,却不知道第一,人民在权力斗争中毫无用处,在党内角力靠的是实力,不是人民是否拥护你。第二,人民乃是多头怪兽,除了列宁党,谁都无法控制。而六四乃是自发群众运动,属于毫无理性的多头抽风。老赵根本不可能让学生令行禁止,配合自己。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勿过,那是一堵贾蔷,靠上去后你才发现它根本不存在。”(关于贾蔷的笑话,请参考《红楼梦》)

这不幸就是老赵的痛苦发现。他让阎明复去游说柴玲、吾尔开希那伙烂仔,让他们撤出广场,说到几乎声泪俱下,却什么鸟用处都没有。漫说柴玲那“民主克格勃”正在抓“特务”和“学奸”,谁敢去跟党内政客勾结,“出卖学运”?就算是连柴玲也接受了“招安”,那他们也只会立即被更激进的学生领袖罢免。自发的群众运动根本就是不可控的。老赵不知道这点,乃是因为他终生从事的历来是为列宁党严密操控的群众运动。
假墙既然靠不住,那还凭什么去跟老邓斗?翻出荷包底来,无非也就只有体改所那几个姨爹罢了。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声明,公开攻击邓小平,在赵紫阳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5月19日凌晨,赵紫阳突赴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在我看来,此举涵义很明白:他情知镇压在即,自己行将完蛋,趁自己尚有行动自由,给学生一个含混的警告,劝他们撤出广场,同时为历史留个证据。

老赵的背叛让老邓怒不可遏,下了铁腕镇压学运的决心。共产党人最痛恨的恶德就是背叛,而在老邓眼中,老赵就是背恩反噬的叛徒(这其实也错不到哪儿去,老赵确实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把他抓起来倒是小菜一碟,问题在于当时党内四分五裂,非但舆论对学运持一边倒的同情态度,而且在李鹏于5月20日颁布戒严令后,就连老帅们也表示:“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唉嗨咱们是一家人哪!”认为不能用军队去镇压学生。这就更激发了老邓的杀心。他需要一个大屠杀慑服全党,重建他说一不二的威望。

这是共党的思维定式,他们深知贱民心理,知道要让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真心拥戴你,先得让他们怕你。所谓“敬畏”,畏是因,敬是果。伟大领袖毛主席把这点参悟得很透彻,在建国之初便英明指示:“要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但要杀得有理有据有节,让各界无话说。”敬爱的春桥同志也曾指示:“如何巩固政权:杀人。”因此,老邓动了杀机,乃是无耻阶级革命家们“突出重围”、解决难题的典型便捷手段。

 

可惜从权术的眼光来看,老邓不及老毛多矣,他忘记了老毛那后半截话“但要杀得有理有据有节,让各界无话说”。学运的全过程都让海内外人民看得清清楚楚,他还有那本事硬说“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发动反革命暴乱”。于是非但没有达到原设计效果,反倒弄得政府彻底失去民心,党内四分五裂,危机不是解决而是深化了。更糟糕的是,打掉赵紫阳引来了保守派复辟的趋势。六四后,《人民被日报海外版》读来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后国家长期陷入“鸟笼经济”的困境中,达到了国内外还债高峰。老邓的个人威望也并未得到恢复。江泽民、李鹏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在报上发表《问一声是姓社还是姓资》,就连经济改革都面临流产之虞。这才逼得他效法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诸侯压制北京”,发表南巡讲话,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把朱镕基推上去作总理,把李鹏踢到人大去,这才总算勉强保住了经济改革。如果老邓92年前就死了,则今日中国肯定还在那困境中。

 

所以,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老赵和老邓都犯了错误。老赵要扮演开明派没关系,但不能出卖老邓。老邓则即使被老赵出卖,也根本用不着采用大屠杀这种极端手段。

 

这事若摊在老毛手上,分分钟搞掂。他根本不必下那戒严令,只要发挥“革命的灵活性”,来个华丽转身,公开表态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是帮助我党整风的,对学生的善意表示感谢,鼓励他们揭发党内的贪腐,然后由纪检会宣布赵紫阳涉嫌包庇家属搞官倒,实行“双规”,再来一个陈希同式的show trial,即可一劳永逸地搞臭老赵。同时严格约束保守派,不许他们再去刺激学生,则学潮迟早要平息下来。等到事态冷却后,再在学校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把学领和外国人接触、进餐的秘密录像抛出来,打成间谍,关进大牢就完了。到时候墙倒众人推,学生们只会忙着洗清自己,哪还敢再生事?

 

在我看来,此策完全可行。老赵的政敌,无非是党内保守派大佬。那些人之所以要刺激学生,煽起学运,目的就是以此打倒老赵。只要老邓告诉他们,倒赵没问题,但不能再去刺激学生,则那伙人完全是可以约束下来的。另一方面,用真实或虚构的经济犯罪去搞倒老赵,不但能迎合民意,“平了民愤”,而且比政治理由更有持久杀伤力,老赵连翻案的可能性都没有。老邓计不出此,却去以大屠杀的笨拙方式倒赵,非但是杀鸡用牛刀,而且反而成全了老赵“真正的人民领袖”的历史形象,可谓愚蠢至极。